1962年,李逸民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。对于负责军队的文化建设工作,他最初充满了信心和干劲。然而,实际工作中他却感到颇为吃力。仅仅担任两年后,他就提出了离休申请。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?
李逸民的经历在开国将领中颇为特殊。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,曾参加过南昌起义,但后来因为部队被打散而脱离军队。在他长达22年的战斗生涯中,真正从事军队工作的时间并不长。抗战初期他曾在抗大学习,之后被调往地方从事办学工作,解放战争期间则被派往东北负责地方事务。
1950年,原本计划调任财经秘书一职,但他认为自身能力尚需提升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被调往公安部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。公安部队工作的7年中,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。后来由于单位撤销,他被安排调入总参谋部工作。1961年,总政治部恢复文化部建制,任命了三位副部长,但部长职位空缺,上级最终选中了李逸民担任这一重要职务。
选中他的原因很简单。尽管李逸民是黄埔四期的军事干部,但他入学黄埔军校之前,曾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。虽然未能完成学业,但他在知识文化方面的素养,远超大多数开国将领。在那个年代,真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将领极为少见,许多将领只接受过初级或小学教育,甚至有些只读过几天私塾。上过中学的更是寥寥无几,更不用说大学教育了。
展开剩余72%当时的情况是,许多人并非不想读书,而是因贫困难以继续接受完整的教育。许多将领在学习阶段都成绩优异,但因家庭经济状况而被迫辍学,比如郭化若、张震、吴富善等人都是如此。因此,上级将李逸民安排到文化部长岗位,正是看中他具备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素养。
当时,总政文化部的编制并不庞大,但其下属机构却极其复杂,包括文工团、军乐团、八一电影制片厂、解放军报社、解放军文艺社以及解放军歌曲社等多个单位。八一电影制片厂主要负责拍摄战争题材影片,拍片过程中需对剧本进行严格审查,审核通过后方可开拍。工作中,李逸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电影拍摄完成后,还需接受反复审查,各方提出的意见纷繁复杂,有时甚至非常尖锐,要求重新拍摄某些镜头。面对质疑,他时常愤怒地反问:“难道一个镜头都不合格吗?”批评主要集中在影片真实性不足或动作不符合传统军事风格上。
文工团的排练同样不易。演员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,经过反复练习才通过审查,但在审查中又会遭遇各种刁难,某些动作不被认可需要修改,常常反复排练几十遍。为提升水平,文化部还邀请了国务院文化部的专家来指导,提出许多改进意见。演员们听多了批评,情绪难免波动,有时自信心大减,甚至产生了退出的念头,部门还需费心做思想工作,稳定士气。
八一体工队的工作压力也不轻。虽然李逸民不直接参与比赛,但每当重要赛事,他都会亲自到场为队员们加油打气,输球时也会给予鼓励,力图为团队营造积极氛围。
这些繁重的工作让李逸民深感文化部的工作极其复杂且劳累,不得不时常亲自出面处理各种事务。总体来说,他最关注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,因为拍出的影片面向全国观众,质量直接影响文化工作的成效。李逸民性格上有些好胜心,认为文化部的工作就应当拍出几部优秀影片,让体工队夺取几个冠军,这样才算有点成绩。因此,他安排拍摄了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和《碧海丹心》等影片。
《碧海丹心》拍摄完成后,虽然影片通过了审查,但上级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。导演对此不以为然,觉得那些人不懂电影。李逸民则平和地说:“提出意见不也挺好吗?你有你的标准,你可以不接受,我们只是供你参考,最终决定权还是你。”事实上,文化作品本身就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,意见众多,各执一词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工作,李逸民的深刻感受是:文化工作不易,一首歌曲、一部电影、一个节目都可能遭遇问题,被批评是常事。作为领导,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,否则工作难以推进。
1964年,由于身体状况欠佳,他多次向萧华主任表达辞职意愿。萧华最初建议他先养病,半年后李逸民坚持要求离休,最终获得批准,成为开国将领中最早一批离休的干部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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