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点，具有深远的影响力。
——毛泽东《对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看法》（1945年6月30日）
遵义是一个充满历史意义的地点。遵义会议成功地纠正了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，这一关键时刻在极端困难的背景下，毛主席果断地调整了革命的方向，从而使得革命事业逐渐走向胜利。这次会议对我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，使得遵义的会议场所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纪念地。
——周恩来《对文艺、出版与宣传工作的看法》（1971年5月）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局势愈发恶化，所采取的军事策略完全是一种外来的教条，这摒弃了苏区在反“围剿”中积累的宝贵经验。我们照搬世界大战中的战斗方法，执行堡垒战和快速突击战，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具体情况，结果导致了惨重的损失。军事上的教条主义，加上其他领域的盲从思维，使得革命遭受了惨痛的失败，直至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这一系列错误的军事决策才得以终止。
展开剩余71%——朱德《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》（1944年）
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出乎意料地撤换了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，明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，成功挽救了当时风雨飘摇的革命事业，保全了我们党的生存与发展，也为红军注入了新的生机。
——陈云《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》（1977年9月28日）
如果没有遵义会议，红军在李德和博古的错误领导下必将面临散伙的危机，党中央的领导层和大量干部都将遭受严重打击。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紧要关头有效地挽救了党与红军的命运。
——张闻天《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》（1943年12月16日）
由于长征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误，导致军队面临消灭的危险。正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，毛主席成功挽救了党和军队的存续。教条宗派的主导地位开始走向结束，根本性的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，组织机构也随之进行了重要的调整。
——秦邦宪（博古）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》（1943年11月13日）
我自1934年1月参加了六届五中全会，期间经历了重病，几乎丧命，因此长期住院未能参与工作，直到长征开始时才被抬着走上了艰苦的征程。当我们长征抵达遵义时，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，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实力的重大转变，挽救了红军的存亡，也为党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遵义会议上，我坚定支持毛主席的决策，并被重新选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。
——王稼祥《我的人生经历》（《王稼祥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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